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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

该问题已帮助 时间:2020/10/17 23:47:59
西汉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中国历史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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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棣tandy 10-17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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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在登上皇位以后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卓然罢黜百家”(《汉书·武帝纪》)。这一决策正是他以后数十年不断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开始,也是汉代统治思想变化的重大标志。

一、统治思想变化

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皆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这套统治策略对除秦苛政之弊“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封建社会秩序,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基本思想乃是“柔身以寺(待)之时”,“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扁(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反映在对内对外的统治政策上自不免有其姑息,妥协的一面



由这种姑息、妥协而产生如下三个后果:

1.在“无为而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封建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这种脱籍的农民被称为“亡人”(《史记·吴王刘濞列传》。正如有人指出的:“西汉的生产发展是和汉王朝的户口控制成反比例的。封建政府对一部分农民失去控制,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2.在地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有的甚至“无人君礼”。或“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这种势力的膨胀,当然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

3.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天天扩大,“嫚娒侵掠”“为天下患至亡已也”,直接关系着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

这三种后果无论对西汉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还是对皇权的加强都是不利的。

在经济方面,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已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具备一定实力。这样,主张“无为”的“黄老之学”,显然已不适应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而要使这个政权的统治强化,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于是,统治思想必然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虽已从汉景帝时期就已逐渐开始,但最终完成则是在汉武帝即位之后。

二、“罢黜百家”主张的提出

汉武帝即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刚即位的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罢黜百家”的动议,经卫绾一提出,当即得到武帝的批准:“奏可。卫绾上奏中所举的申、商、韩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这里虽仅举出法、纵横两家但实际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尤其是当时统治集团内盛行的黄老之学,均被指为“乱国政”之言而“皆罢”之。

卫绾的上奏一提出,立即得到汉武帝的批准,说明他们在“罢黜百家”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汉武帝、卫绾等力主“罢黜百家”,实际是以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因在先秦的诸子学说中,唯有儒家思想适合于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需要。在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时,各家学说在“无为而治”的环境中放任自流。



而儒家思想在发展中,已吸收了其他各家的因素,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先秦时代孔、孟的儒学,更适合西汉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少人包括田蚡和窦婴在内的朝廷上大多数大臣及皇室贵族都倾向儒学。然而,用儒家思想代替黄老之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的窦太后却是笃信黄老之学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其他人对《老子》稍有非议,都要遭到她的惩罚。还在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就因此险遭窦太后处死。当建元元年,汉武帝批准“罢黜百家”之时,窦太后还在摄政她规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须向她禀奏,因此,尽管朝廷中多数人力主以儒学代替黄老之学,但“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显然,其间窦太后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汉书·武帝纪》,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之名位,但结果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赵绾及王臧反都被关押“下狱”被逼自杀。

这件事反映了窦太后的势力仍然是很大的。然而,改变统治思想毕竟为大势所趋。在汉武帝即位五年后的建元五年(前136年)春,汉王朝正式置“五经”博士。“五经”就是被儒家奉为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由朝廷批准,专设《五经》博士,表示儒家学说被尊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学说,也意味着黄老之学退出统治地位。



建元六年(前135年),宫中最后一个坚持推行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窦太后死去,“罢黜百家”才得以顺利实现。而儒学则代替黄老之学逐渐被奉为至尊的地位。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措施

提倡儒学的措施儒学被用来代替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其本身包含有利于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的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汉代儒者如董仲舒等对先秦儒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

自卫绾等人的提倡、汉武帝的支持,经过几度曲折,儒学逐渐被立于高出其他学说之上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反映在统治者的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汉武帝时期为提倡儒学,在几十年中,先后不断提出不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

1.置《五经》博士与兴太学

建元五年(前136年)设《五经》博土。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设太学,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这正是根据前两年已设《五经》博士而提出的建议。

所谓太学其实乃为专门培养《五经》博士而设,而并非培养一般“百家之学”之所。经过不断完善,尤其是在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为相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为西汉统治者鼓吹儒学和培养儒者提供了重要条件。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这里说的“文学之士”大部分是儒生。



2.行封禅之礼

封禅本来并非儒家学说专有,秦代曾行过封禅。但从汉高祖到武帝统治之初,前后百余年时间,统治者始终未举行过封禅。自武帝即位后提倡儒学,许多儒生就鼓吹封禅,把封禅说编织在儒家思想体系之内,以进一步神化儒学。由于“封禅”说也是神化皇权的一种手段,所以很快被武帝所接受。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方士公孙卿等“封禅则能仙”(《史记·封禅书》)的鼓动下,举行了隆重的封禅礼。对这次封禅,武帝甚为重视。他首先勒兵十余万,北巡朔方,扬威匈奴,然后东巡海上,至泰山行封禅礼。当时百官群僚侍从者甚众,皆以能参与大典为荣,太史司马谈竟因未能参加此次典礼而遗憾终生。武帝也将此事视为头等重要大事,特将年号改为“元封”。



武帝时所行封禅与秦始皇之封禅不同之处,在于汉代封禅已经从属于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而不仅仅是一种神仙方土的迷信举动。通过这种神秘而庄严的封禅活动,使儒学涂上一道神圣”的光环,与宗教更加接近了。所以儒学又称为“儒术”。

3.太初改制

根据汉初与五行学说结合起来的儒家理论,每个帝王的统治权力皆受命于“天”。但不同帝王的权力来自不同的“天命”。这种“天命”就是五行学说中的“德”。而每个帝王必须根据不同的“德”来制定服饰、历法等。儒生们解释:秦既为水德,则汉当土德”(《史记,封禅书》),而与土德相应也有套服饰颜色等规定。

汉武帝为躬行这一学说,太初元年(前104年)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

“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纪》)



应当指出,太初改制所确定的历法,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司马迁、唐都、落下闳经过长期精心研究的结果,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汉武帝则将这科学成果纳入了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4.建立年号

公元前113年有人在汾阴(山西万荣西南)出土一宝鼎,向朝廷报告。朝臣即根据儒家的符瑞说鼓吹应以天降祥瑞为年号。于是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前此之年均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六年。这也是鼓吹儒家天命观的一种手段。

当然,上述措施仅是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一些具体表现。不过这些措施均是在系统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出现的,更重要的则在于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经汉武帝即位后几十年的努力,儒家思想终于被抬到统治地位,成为代替“黄老”学说的统治思想。

三、不一样的对历史的影响的观点

以往不少历史著作,往往把汉武帝时期提倡儒术的活动,概括为“独尊儒术”,似乎它是“罢黜百家”的必然结果。这是与历史不符的。

“罢黜百家”以后,实际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从许多资料都可看出,在“罢黜百家”以后,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进入宫廷为官,如武帝时名臣汲黯、郑当时、司马谈都是治黄老之言者,宗室中也有继续崇尚黄老者,如武帝谓之“千里驹”的刘德,即“修黄老术”,“常持老子知足之计”(《汉书·楚元王传》)。



武帝时治黄老之学的著名人物还有杨王孙《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捷子、曾羽、婴齐等(《汉书·艺文志》)。此外,在大臣中治杂学、纵横术、阴阳学等诸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

汉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多是既知儒术又熟谙刑法的人,这些人更多地倾向于法家的思想。如张汤、公孙弘都得到武帝的重用,先后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们皆是注重运用刑法来实行统治的,儒学不过是用来作为法的辅助和装饰而已。

“舞文巧诋以辅法”(《汉书·张汤传》),“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正是这些人的特点。由此可见汉武帝“罢黜百家”提倡儒学,并非全面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活动。

这说明汉武帝及其以后的统治者不仅利用儒家学说,而且也利用其他各家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思想。如汉代推行儒家“德”治的同时,也重视法家的“刑”。而适应这一需要,汉代的儒学不仅不排斥其他各家学说,反而不断吸收其他各派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内容。因此,这种儒家学说对其他各家学说并非水火不相容,也无须用人为的禁令去消灭。



当时提出“罢黜百家”大力提倡儒术,其目的不过是用一种统一的统治思想代替软弱无力的黄老之学,以加强思想统治。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目的均是为统一思想,但二者实行后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后者所导致的结果是加速秦王朝的灭亡。秦时的“焚书坑儒”仅仅是禁绝一些书和诛杀一些儒生、方士,于是导致举国上下更为强烈的反抗。

汉代“罢黜百家”并没有采取诛杀或刑罚等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各种措施,使儒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和束缚广大人民的思想工具。这样,儒学不仅在当时,就是对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也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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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慕说历史 10-17 23:47

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五代君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帝王之一。

在他一生所下达的政策中,“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极深。

关于这个政策对后世和中国历史有何影响,我们从一下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独尊儒术”的背景

在秦朝时期,秦始皇嬴政施行的是法家政策,众所周知,法家,以蛮力、残暴、说一不二的方式统治天下,更是发生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残暴之下,饱受摧残的天下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于是秦朝被推翻了。

西汉初年,由于国库空虚,汉高祖刘邦广纳贤才之建议,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

一直到西汉前期,在位的皇帝都是黄老和儒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这样的政策对于新建立的朝代来说,是十分有用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景。

但在汉文帝时期,社会矛盾开始升级,外有匈奴虎视眈眈,内有篡权夺位的战争叛乱爆发;汉景帝时期更是爆发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此时,无为而治的思想显然不在合适,这也是独尊儒术的开端。

二、为何选择儒术?

汉武帝登基后,继承了父亲遗留的问题和困难,于是决定询问大臣,得到有力的解决方法。

公元前140前,年仅十七的汉武帝三次向儒生董仲舒询问关于加强统治等方面的问题,面对帝王的问题,董仲舒给了几点建议:

  1. 确立君主的地位,同时又要显示受上天约束;
  2. 兴办教学,使天下之民“晓礼仪,耻犯上”,以此维护统治地位;
  3. 设太学,培养人才,推行儒学政策;
  4. 为巩固中央集中权,保持大一统的概念,必须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面对董仲舒等大臣的意见,汉武帝仔细思考

了许久,结合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他选择同意,并开始全力施行,从此,儒家思想得以长存,地位超然,统治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岁月。

三、“独尊儒术”的好处

在确立儒术为尊后,儒家经学得到全面、重大的发展,儒家思想一跃成为汉朝正统主流思想。

后世的历朝历代皇帝皆强调“仁政”,对于中国历史来说,这大统一的观念不仅维护了国家统一,而且也维护了历史的发展与长存,使儒家思想文化在历史上流传千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是影响深远,使中国“仁者”、“以和为贵”等思想闻名于全世界,在全世界的不同国家、地区都有孔学堂的兴办。

四、“独尊儒术”的弊端

独尊儒术这一政策对于当时来说,效果显著,但它发展到后面的时候,开始逐渐变得僵硬、死板,桎梏人们的思想,限制各种学术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弊端更加明显,使中国文明进入黑暗时代。

事务具有两面性,每一件事有好的一方面,一定有坏的一方面,只是在当时来说,独尊儒术的好的一面大于坏的一面,它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也是这样。

它成就了汉朝的昌盛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它暗藏的弊端,也逐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痕迹,使中国历史进入黑暗时代,代价惨痛。